由于喜爱，所以对于汪曾棋先生的散文十分熟悉，他的散文中出现过的人物、事件也就十分熟悉了。前些天读施蛰存先生的一篇文章，里面谈到了昆明的一家图书馆，我当时立即就想到：这不就是汪先生笔下描写过的那家图书馆吗?那个图书管理员不也就是汪先生笔下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吗?找到汪先生的散文《翠湖心影》一对比，
口说无凭，还是让我们一起领略一下两位名家笔下的这家图书馆的独特风范吧。汪曾棋先生是这样写的：
这是我一生去过次数最多的一个图书馆，也是印象极佳的一个图书馆。图书馆不大，形制有一点像一个道观。非常安静整洁……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楼板上挖出一个长方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子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车票，都叫“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上面大概有个滑车。不一会儿，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这种古老而有趣的借书手续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小图书馆藏书似不少，而且有些善本。我们想看的书大都能够借到。过了两三个小时，这位干瘦而沉默的有点像陈老莲画出来的古典的图书管理员站起来，把壁上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十二点：下班!我们对他这种以意为之的计时方法完全没有意见。因为我们没有一定要看完的书，到这里来只是享受一点安静。我们的看书，是没有目的的，从《南诏国志》到福尔摩斯，逮什么看什么。
翠湖图书馆现在还有么?这位图书馆管理员大概早巳作古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常常想起他来，并和我所认识的几个孤独、贫穷而有点怪癖的小知识分子的印象掺和在一起，越来越鲜明。总有一天，这个人物的形象会出现在我的小说里的。
施蛰存先生笔下对这个图书馆是这样描写的：
说到这里，我不禁又想起昆明的翠湖图书馆来了。那里的章程是每次限借一册，每人可以更换三次。那就是说每人在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可以从那里借三册书看。然而，因为借一册书所费的时间太久了，没有一个读者能够在“时间巳届停止借书”的木牌挂出来以前赶交第三册的。我曾经在那里借看一部通海县志，全书四册，我就在借书券上写了四册，但等了半点钟，从楼上一个吊篮里颁发下来的却只有第一册一本。天啊，你知道志书的第一册里面有些什么文章?序文，序文，序文，凡例，疆域，星野，好，完了。于是，大略翻看一二篇序文之后，我就把它掩拢来，端端正正放在桌子上，闭目凝神了半点钟。我想，现在去换第二本出来，大概不至于对不起那位忙碌的管理先生了吧?于是我重填一张借书券。这回是指定要第三册了，因为我从第一册目录知道我所要的材料是在第三册里。于是，照例又得等三十或四十分钟，我的书发下来了。捧回到座位上去一看，却是第二册。于是仍又捧到柜上去交涉，管理员说：“刚才看了第一册，现在不是应该看第二册吗?”我说：“不错，先生，你的话也不错，但是这并不是小学教科书，我不必一定要看第二册的，况且，况且，我在借书券上写明了要第三册的。”那管理员检出我的借书券来一看，自言自语的道：“哦，我想你是写错的，给你改了。你再填一张罢。”于是我再填一张券，于是再等半点钟。于是领到我的第三册通海县志，于是在十余分钟之后，“停止阅览”的木牌挂出来了。
两位作家说的确实是同一家图书馆应该无疑，而且说的也应该就是同一个图书管理员。然而，在二人的笔下，对于这同一个图书馆和同一个管理员却是一褒一贬，“爱憎”分明的。在汪先生的笔下，不但这个图书馆给人留下的印象“极佳”，而且这个有些怪僻的图书管理员也是一个“妙人”，像是从陈老莲的画上走下来的，以至汪先生表示要在适当的机会把他写进自己的小说里。施蛰存先生写文章一定是遵循“温柔敦厚”诗教的，他在这篇文章里，既没有怨，更没有怒，但是，我们却分明能感到他的不满，甚至反感。别的且不说，以上所引文字结尾部分的――连四个“于是”，就不难看出他是多么的无奈和愤慨。
我想，对于这两段文字我们至少有两种读法，一种是补充着读，因为汪先生所写的多是景物和独特作派的印象，而施先生写的却是具体的借阅制度、手续和一个实例，如果将两者互相弥补，则恰好能够较全面地反映这家图书馆的真实情况。另一种读法是对比着读，汪先生笔下的这家图书馆简直像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图书馆里的那个管理员和汪先生这类读者一个个又都像是羲皇上人似的，叫人一见便终身难忘。而施先生笔下的图书馆却是一个死板的糊涂人主持着的效率低下的烂摊子，令人无可奈何，想起来就摇头。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以为，造成这种差别有两个因素，一是由作家气质的不同，直接影响到包括对待读书在内的对待一切事物的态度――全部生活态度的不同；一是由作家气质的不同，而影响到文章写作风格的不同。前者是说，这同一个图书馆在不同的读者的眼睛和心目中引起的感情、产生的印象本来便不同；后者是说，这同一个图书馆在不同作家的笔下的处理会不同。无需赘言，汪先生是浪漫主义派，施先生属现实主义。这不光说他们的写作风格，而是说他们的生活态度，包括读书态度。所以，施先生尽管早年也从事过文学创作，但显然他的学术研究成就更为突出；汪先生则终生主要是创作，即使偶尔也写些评论，甚至可以归入学术论文一类的文章，但总的说来，他天生就是一个作家，而很难算是一个地道的学者。这是就人的气质而言。再具体到读书，二者的态度也大相径庭。试看，施先生到这家图书馆去可真是去读书了，所以他斤斤于借书数量限制之类的制度，也为了不能高效快速读到他想读的书而苦恼。而汪先生呢，他“没有一定要看完的书，到这里来只是享受一点安静。”他的“看书，是没有目的的，从《南诏国志》到福尔摩斯，逮什么看什么。”至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同一家图书馆和同一个管理员会在两位作家笔下出现那样大的差异了。
到此我也终于明白了，所谓“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写作态度，也是一种生活态度，用之于读书，自然就是读书态度了。人的读书正与写作一样，也可分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风格。
